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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词 中医体质病理学
释义

【中医体质病理学】
 

拼译:constitutional pa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80年代以来,中医界对体质学说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取得了一些进展。

追溯自春秋战国到1949年间,学术界对体质问题有过不少论述。《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对曰:地势使然也”。古人早已发现不同地域的人体质不同,好发疾病不同,故应因地因人而异治。《灵枢·阴阳廿五人》将人的体质分成25种类型;《通天》将人的体质分成5种类型;《顺逆肥瘦》还有壮人、瘦人和适中常人;《卫气失常》有肥、膏、肉和众人等分型法。《类经》指出过体质的遗传性,称“禀赋为胎元之本,精气受于父母者是也”。《小儿药证直诀》描述了小儿的体质特征,称“小儿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内经》对各年龄组人群的体质特征早有论述。《证治准绳》更论及妇女的年龄与体质诊疗的关系,称“妇人童幼,天癸未行之间皆属少阴;天癸既行皆属厥阴;天癸既绝乃属太阴”。《金匮要略》指明妇人产后的体质状态与好发病:“新产妇人有三病,一者病痉,二者病郁冒,三者大便难”。《丹溪心法》提出“产前当清热养血”的观点;《医学入门》则说“产后百病皆血虚火盛,瘀血妄行而已”。以上主要为生理范围内的论述,对后世学术思想发展之影响较大。

关于体质病理学的研究亦颇深刻,如《医宗金鉴》说“人感受邪气虽一,因其形脏不同,或从寒化,或从热化,或从虚化,或从实化,故多端不齐也”。《医门棒喝》说:“六气之邪,有阴阳不同,其伤人也,又随人身之阴阳强弱变化而为邪”。这是中医学对体质与病因、与发病、与病变类型相关的精辟论述。关于治疗,《内经》说过“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先问其病,以平为期”。“由此可见,治疗体质比治疗证更为重要。

综上所述,可见:(1)关于人类体质、体质与疾病相关的论述,中国早已有之,而且都是西方体质人类学与医学中从未论述过的;(2)历代医学对人体体质的观察是细微的、正确的,辨质论治的效果是卓越的;(3)但是,在这些论述中缺乏明确而科学的体质概念,所有理论探讨也是分散的,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西方医学界与体质人类学界对体质的研究也由来已久,自公元前400年Hippocrates开始到目前为止,有代表性的体质分型学说约有32种之多,但自19世纪后半期Pasteur发现细菌及Koch关于结核病的实验研究结果发表以后,很多人把热情倾注于疾病的外因研究。同时,德国病理学家Virchow创立了以局部定位论为主导思想的“细胞病理学”学说。从此,内因性的整体性的体质研究长期以来被忽视了。直到由于生物科学在基因遗传学说方面获得了突破,免疫学说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新论据,对疾病的内因——体质的研究才在西医学中出现了重新被重视的苗头。1959年,Roney提出了所谓医学体质人类学的观点。1975年,Hertzberg认为目前作为“人类因素工程学”的分支“工程人类学”专业已经形成。1983年,WienKer在第52届美国体质人类学会议上提出: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生物医学体质人类学”。这一趋向值得我们重视。在西方,长期以来,体质问题一直留给体质人类学家,而医生中却较少有问津者。西方新兴的“功能性生物类型学也是由人类学界提出来的。人们看到,在目前西方医学体系中,体质的研究仍然是被忽视的,还没有从巴斯德时代与Vichow的局部定位论中苏醒过来。由于西方体质人类学家大多数不熟悉临床诊疗实践,因此,对体质病理学的研究,不论从理论认识上还是实际应用上都远远落后于中国的现状。

自1949年到1992年间的研究工作划归现状部分。1957年,曾昭耆的《中国古代‘气质学说’与‘体型学说’》,分析了阴阳二十五人与五态之人的意义。1965年,劳如玉的《小儿体质初探》一文曾讨论“纯阳”与“稚阴稚阳”论的源流和理论形成过程。而后的10余年间很少有人深入研究过中医的体质理论。1975年,匡调元在《中西医结合途径的探索》一文中指出中医辨质论治的观点,并开始离开阴阳廿五人的体质分型传统,指出中医学中的“体质学说是西医理论中没有的,正是中医学的精华所在,也是我们创立新医理论主要着眼点”。1977年,匡氏发表了《体质病理学研究》,论证了体质学说中以下几个原则:(1)提示了新的体质概念,认为人类体质是人群及人群中的个体在遗传的基础上,在环境的影响下,在其生长、发育的衰老过程中形成的机能上、结构上与代谢上的相对稳定的特殊状态。这种特殊状态往往决定着它对某些致病因子的易感性及其所产生病变类型的倾向性。(2)对体质形成的主要机理及其物质基础进行了探讨。(3)根据中医学关于阴阳、寒热、虚实、气血、燥湿等基本理论与临床观察结果将人类体质分成六个主要类型,即正常质、燥红质、迟冷质、腻滞质,倦质和晦涩质。(4)对体质与病因、与发病的关系进行病理学的论证。(5)论证了中医特有的辨质论治的原理,并使之落实在药物和食物的体质宜忌上。1980年,匡氏在《气象病理与体质病理》中讨论了体质类型与外感六淫易感性的规律,对中医学中“同气相求”的发病原理作了阐发。1981年又在《论证的演生》一文中论证了体质类型及其产生病变类型倾向性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势”、“病势”、“质势”及“质化”等新概念。1984~1985年间,匡氏在美国研究了白种人与黑种人的体质类型,结果表明,前述分型学说同样适用于白种人与黑种人。1986年,匡氏提出创立“人体体质学”的建议。

在此期间,有人发表了《略论祖国医学的体质学说》及出版了《中医体质学说》,其内容仍在体质病理学的框架与范围之内。苏树蓉按匡氏体质类型学说对小儿体质之诊断进行了实地研究,作出了有说服力的论证。对中国人的体质普查工作应以何裕民和周国雄为代表。何氏的普查资料证明肥胖人群中阳虚和痰湿体质比例偏高,而瘦削人群中阴血虚或阴虚火热体质比例偏高。周氏论证了体质类型的遗传学基础。1989年,匡氏发表了《体质要素理论》,指出体质要素是构成人体的生命物质在机能、结构与代谢上反映出来的、必要的、可测定的“分析单元”。同年,匡氏出版了《体质食疗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辨质论食的理、质、方、药,提出了“治质之法”,即燥红质用滋阴清热润质法,迟冷质用壮阳祛寒温质法,倦质用益气生血健质法,腻滞质用除湿化滞利质法,晦涩质用行血消瘀活质法,正常质用平补阴阳强质法。在各法之下列出代表性食谱及其功效、主治,且按中药方剂君臣佐使的模式作出食谱配伍与释义。此书为按照不同体质类型改良人类膳食结构提供了实践经验与理论基础。1991年,匡氏出版了《人体体质学》,系统地论述了与体质学有关的重要原理,并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以整体论为指导的人体体质学将已被还原论拆成无数碎片的人重新组装到一起,人作为完整的“人”在医学中开始复活了。人体体质学为研究人类生老病死的全过程设计了一个个性化模式。该书还提出生物学与医应该重新定向的问题,认为应将研究的重点从外因转向内因,从局部转向整体,从以还原论分析法为主转向以系统论综合法为主,这样可以促使医学科学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有鉴于此,匡调元等以纯种Wistar大鼠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常体、寒体与热体的实验研究。他们从自然群体中成功地筛选出常体、寒体与热体大鼠,然后分别进行机能的、结构的与代谢的测试,结果发现:寒体组大鼠在ADK活性、细胞能荷及肝脏Na+-K+-ATPase活性方面比热体大鼠低,T3、T4、孕酮和睾酮含量也比热体大鼠低。热体大鼠肝脏组织的PAS阳性反应物质及ATPase活性高于寒体大鼠,SDH则寒体大鼠较高;但甲状腺组成的SDH及ATPase则在热体大鼠最低。在电子显微镜下见热体组肝细胞内腺粒体密集,粗面内质网与核糖体轻度减少;寒体组肝细胞内电子密度减低,腺粒体轻度变形,核糖体与内质网显著减少,细胞内脂滴增加。睾丸超微结构变化显示热体组支持细胞有变性变化,细胞核电子密度减低,有致密染色质块,间质细胞内又见溶酶体增加;寒体组精细胞及支持细胞内腺粒体变性,嵴缺少,溶酶体数量增加,支持细胞内核仁呈浓缩块,间质细胞内腺粒体显著变性,细胞核不规则,染色质浓缩。常体组之肝组织与睾丸组织则均未发现异常变化。寒体组的生理机能比热体组低,寒体组反应缓慢,在冷水刺激后复温时间延长,热体组则相反。热体组活动频繁,易咬人,游泳试验耐力大,大便干结,在测定脑电图时常被咀嚼肌肌电干扰,解剖时动脉血呈鲜红色,流速快;寒体组活动迟缓,少咬人,游泳试验耐力差,大便薄稀,在测脑电图时未见咀嚼肌肌电干扰,解剖时动脉血呈暗红色,流速慢。热体大鼠淋巴细胞体外增殖及DNA损伤后修复能力均较寒体大鼠有更高的水平,而常体大鼠居于两者之间。免疫功能测定结果表明。总补体(CH50)测定,白细胞介素Ⅱ测定及脾脏淋巴细胞转化率的测定结果,显示寒体组和热体组的免疫反应均高于常体组。其意义与机理有待进一步研究。他们还用热性食物五香粉与寒性食物冰淇淋分别喂常体大鼠,一个半月后,发现常体组动物分别趋向寒体与热体,说明食物能影响体质之形成。此后,他们又用热性食物喂寒体动物,寒性食物喂热体动物,一个半月后,结果表明两组动物均向常体转化。这说明食物对体质具有调整作用。上述实验初步证明中医体质病理学理论的正确性,并为深入进行体质病理学的其他重要原理提供了实验方法与物质基础。同时,上述实验证明食物对人类体质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人们的膳食结构急需合理调整。

虽然人体体质学,尤其是体质病理学研究已经取得可喜的进展,但按现代科学体系的规范化要求来衡量,还有很多重要课题亟待研究。中医体质理论是在中医理论体系的框架中建立起来的,迄今为止,它还没有完全摆脱中国古代实用科学的形态。实用科学的表现形态是借助于经验的规律,而不是借助于理论概念、定理与公式,并缺少定量的表达,对于一些参数之间不建立函数关系,也没有将科学实验引进研究工作。因此,关于体质学的实验研究目前国内外均属空白。匡调元指出,通过实验研究应阐明的主要问题有:体质形成的机理,体质类型的标准模式,各型体质的物质基础,体质在病因学与发病学的实际意义以及体质治疗的病理学与药理学基础等。如果不完成这些主要任务,体质学要想立足于现代科学之林是十分困难的。如果研究者能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认真总结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对体质学说进行系统研究,并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加以提高,人体体质学有可能作为一个崭新的学派屹立于医林之中,对人类医学作出较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匡调元.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78,2:1

2 匡调元.体质食疗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3 匡调元.人体体质学.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1

4 张伟荣,等.中西医结合杂志,1991,11(8):477

5 丁镛兴,等.中西医结合杂志,1991,11(9):550

(上海中医学院匡调元研究员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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